中国国际旅行社成都分社的诞生，是祖国资源丰富、斑斓多彩的西部地区出现的第一颗国际旅游业的新星。虽然国内北方、东方和南方已吹起了国际旅游业的春风，但一直未吹到神秘多姿的中国西部。成都国旅的成立，恰如春风中的呢喃燕语，催唤着成都平原、巴蜀大地，以至西南三省国际旅游业的诞生与成长，从而改变了中国大西南地区无国际旅游业的历史，同时也使中国国际旅游业的地域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下面几个小故事，即是当时成都国旅初期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文字版的“实况录像”。
（一）捧回公章
“文革”后的第二年，中央下达了一份文件，通知四川等一些省份要发展国际旅游业，那时谁也没听说过何为国际旅游，更不知如何发展。
“省革委”直接把文件批到省外事办公室，两位根本不懂旅游是什么任务的李康和陈发祥两位主任就把文件批转到涉外处，希望涉外处讨论学习、研究执行。那时的涉外处只有六个翻译，四英、一法、一日，处长是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武克亭，六位翻译天天忙着搞接待，但谁也没听说过怎样做旅游。
还是老马识途，武处长说：“‘文革’前他曾在省府‘交际处’工作，听说北京国旅总社想发展各地旅游，并为一些省份做好了公章，其中就有成都一枚，事情一过就是10 多年，不知结果怎样了，从来也没人问过这件事。”根据武处长的话，我迫不及待地拨通了北京国旅总社办公室的电话。真是喜从天降，经过询问查找，成都国旅分社的公章竟然在总社的保险柜里美美地睡了12年。
第二天，武处长就带着我及时搭乘一架“三叉机”飞往北京，很快就进入了位于北京饭店前面那座六层高的红色楼房。没想到后来因陪团在这座楼的地下室里住了很多个黑咕隆咚的夜晚，当我突然见到那枚如黄金铸成的一般铜章，美观大气，色泽依旧，捧在手里，沉甸甸地直向下坠。此时此刻，我就这样想：它再也不是一坨黄色的金属，而是一项生气勃勃的崭新事业，等回到成都，或许，我会为它奉献一生。如今回想起来，那个念头还真的应验了，从30出头一口气扎根旅游事业到了70好几。
那时人身上不带餐巾纸或卫生纸等随用纸张，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条小手帕，小心翼翼地将宝贵的金色公章严严实实包好，放进我那个黑色人造革小提包，一路提回成都。
其实，那枚公章不是用手提回来的，而是用心捧回来的。
（二）学做旅游
取到公章后，我们并没有直接回天府之国，因总社领导让我们到北京和郑州两个分社学习几天，已经干了五、六年专职外事翻译，又跑到旅行社学习当导游了。仅几天时间，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天地。有一点差距特别大，外事上规定上团接待必须二人同行制，任何人不得违犯，翻译也叫译员，只能译，不能随意开口。而我随团实习，见一个导游能领导好几十个外宾，见花说花，见草说草，自由自在，有时还能嘻嘻哈哈，这在接待外事外交团队时是绝对不可以的，同时还学会了怎么收费，多少人为一标准团，什么是小包价等等。
回到成都后，总社知道我们已经上班，第二天就安排了一个从欧州来的八人学生团飞到成都，这就是国旅成都分社接待的第一个旅行团。旅行车是租来的，我当导游，赵胜军和兰启荣两同志轮流上团，一人持公章在手，一人揣着发票本，他们负责联络、收费及后勤事务。学生们在都江堰和峨眉山游了七、八天，尽管有的景点没有对外报价标准，我们就临时面议，但学生们玩的十分开心，对川西美景赞不绝口。
从接待第一个旅行团到现在已过了四十年，虽然那时做的很简单、幼稚、天真，但仔细咀嚼回想起来，还是韵味无穷。
（三）为公忘私
1981年7月13号和14号两天，成都连下了两天特大暴雨，整个城市变成了一座大水库。锦江河上的一座桥梁被切断，宝成、成昆和成渝三条铁路先后被洪水冲垮，小木船在人民南路驶来驶去，西郊的王建墓成了停船的小港湾。外宾想来的来不了，想出的出不去，分社办公室成了矛盾最集中的地方。
法语翻译王青山，妻子在外地工作，留有一个九岁的儿子在家，王青山正带团在新都宝光寺，虽然他十分担心自己孩子的安全，但还是想尽办法将团队带回酒店，等他回到家里，床铺家具都漂浮在水里，儿子一人站在桌子上，已饿了两顿饭了。日语翻译陈文生带团在外，接到家里的告急电话，叫他快快回家抢险，但他还是以客人为重，坚守在工作岗位上。住在西郊民委大院里的外事职工，整夜都在筑堤防水，因大院成了西郊一片汪洋中的“孤岛”。英文翻译叶锡顺和董玉柯，一夜修堤未眠，天刚亮，便手执木棍探路，涉过水深齐腰的桥面，回到锦江宾馆，帮着滞留成都的外宾处理各项矛盾与困难。
成都国旅员工在天灾面前，奋不顾身，因公忘私的精神，受到了《旅游报》（《中国旅游报》前身）的表彰，他们的事迹登在了报纸第一版的头条。
（四）自我宣传
公章捧回来了，大幕已经拉开，国际旅游这场戏就算开锣了，台上就那么几个年轻的翻译上上下下，进进出出，但台下没有什么观众，场面上十分冷清。
初期，有旅游业，但没有旅游局，更没有专门的宣传部门和机构，省、市各部门，甚至一些旅游景点、景区也不明白何为旅游业。那时，全川只有两份报纸，《四川日报》和《成都日报》，而且每家每日只有四版，这唯一的传媒工具，看不到和旅游有关的任何信息，我们感到有点像关着门唱戏，自娱自乐。
于是，国旅主动联络了川报社，报社领导决定每周拿出一千字的版面宣传旅游。别看只有巴掌大的一个“豆腐块”，难得的是每周一块，一口气就是一年，将成都国旅的形象和旅游业的来龙去脉宣传到了巴山蜀水，城市乡村。报社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名叫刘舜泰的中年记者，专门负责对四川旅游业进行通讯宣传报道。
分社的部分翻译也参与了宣传本单位本部门的活动中，那时无手机电脑，需要把稿件工工整整写在标准的方格纸上，贴上四分钱的邮票（市外的信件要贴八分），用信封寄到报社。从此，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能看到国旅的消息，长文有几千字的，短篇有几百字的，几十个字的消息也出现过，文章各式各样，各有特色与侧重，很具可读性、趣味性和新闻性。
当时参加这项宣传工作的国旅员工有梁晓帆、叶锡顺、裴延玲、袁正龙等。国旅还搞了一场隆重的运动会，每科为一个代表队，统一制装，每队设旗手，在洪亮的音乐声中入场，认真、整齐而豪迈，观众说，完全具有奥运会风格。英语翻译李高强，为参赛提前进行了刻苦训练，百米赛手记时跑进12秒，几乎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水平。
（五）完结
纵然时间一去不返，但这些年伴随着国旅踏过的一步步脚印，我都铭然于心，在那个没有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的年代，我就将大脑中留存的国旅记忆讲给当今的国旅人听。时代在发展，我坚信，国旅只会逆流而上，因为有你们的存在，无坚不摧的国旅人。
2018年9月25日完稿于广州，10月5日发于山东安丘。
